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与《国语·周语》是记录周厉王事迹的主要文献。文献集中记载，周厉王执政暴虐奢侈、刚愎自用，推行“专利”政策垄断山泽之利，与民争利、搜刮民财，引发王畿国人普遍非议。为压制朝野舆论、杜绝负面言论，周厉王任用卫巫专职监视朝野民众，导致朝野噤若寒蝉、无人敢言，最终形成“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”的专制局面。大臣召公体察民情、直言劝谏，以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深刻政治理念规劝厉王广开言路、疏导民意、体恤万民。但厉王拒不纳谏、一意孤行，最终引发大规模国人暴动，周厉王无力被迫奔逃至彘地，在流亡十四年后客死他乡，最终落得身死政亡的结局。

西周第十代天子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，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《国语·周语》等典籍中，记载了其暴虐奢侈、垄断山泽之利、与民争利、任用卫巫监察舆论、肆意诛杀谤民的行为，最终引发朝野动荡、国人暴动，周厉王被迫弃都流亡、客死彘地，成为“暴君乱政”“失德亡国”的代表。 但随着厉王三器的发现及其所载铭文的解读，为我们展现了厉王的另一面。目前周厉王的王器只发现了三件，分别是扶风县博物馆馆藏-㝬簋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-五祀㝬钟、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-宗周钟。这三件器物均为周厉王在位期间铸造，铭文记载了厉王的军事功绩、治国愿景与政治诉求，与传统历史文献塑造的暴君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 㝬簋，1978年5月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齐村，现藏于扶风县博物馆。该器铸造于周厉王十二年，通高59厘米，重达60千克。㝬簋的双耳呈象首形，簋体下有正方形方座，加强了稳重感，腹围和方座上均饰直棱纹，颈部和圈足饰一周窃曲纹，上下相互对照呼应，别具一格。腹内底有铭文12行124字，记载了周厉王作为大宗小子，不敢昼夜贪图享乐，尽心经营先王事业，布政四方，祈求先祖列宗，赐降福泽、智慧，保佑周王朝长治久安。这是目前发现为数不多的周王自作器，因此十分珍贵，被誉为“簋中之王”。

商周更替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转折点。殷商依托神权治国，笃信天命恒常，重祭祀、尚威刑，最终因君主荒怠暴虐走向覆灭。周人以小邦取代大邑商，深刻反思亡国教训，摒弃殷商狂热的神本思想，确立起“天命靡常、以德配天”的核心理念，由此孕育出贯穿西周的“敬慎”之德。相较于后世儒家整理的传世文献，镌刻于青铜重器上的金文，是记录周人这一核心德行最真实、最质朴的一手史料。

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，也称乞巧节，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 上古先民仰望星河，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最早记下“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……睆彼牵牛，不以服箱”的古老天象。到了两汉之际，牵牛、织女被赋予血肉，演化出鹊桥相会的传说。魏晋以来，穿针乞巧、喜蛛应巧、投针验巧、奉果祈福、晒书晒衣、喂牛庆生……一个个鲜活的民俗逐渐兴起，传说与风俗彼此交融，承载起人们对手巧如意、生活和美的诸多祈愿。

1988年11月，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的一处窖藏中，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西周青铜器。它便是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“刖刑奴隶守门鼎”（又称刖人守门方鼎），口径为20.2厘米×12.4厘米，通高18.7厘米，腹深7.1厘米，重3.92千克。

在文博研究与展览阐释中，高古礼器往往备受瞩目，明清民俗器物常因形制朴素、无恢弘礼制内涵，被低估文化价值。实则，文物的价值从不在于工艺繁复、形制威严，而在于其承载的时代记忆、人文精神与文脉传承。商周青铜重器见证了华夏礼乐文明的起源鼎盛，镌刻着王朝的恢弘史诗；而明代五子登科铜镜，承载的是民间万家的生活期许、崇文家风与育人初心，留存的是烟火人间的温暖文脉，二者相辅相成、共同构筑了完整的中华青铜文化体系。

“五子登科”是根植于中华文脉深处、流传千年的经典吉祥典故，也是中国人心中最质朴的成才期许与育人愿景。这一典故源自五代至北宋时期窦禹钧的育人事迹，史料详实、流传广泛，成为后世劝学育人、家风传承的典范标杆。据典籍记载，窦禹钧一生修身立德、勤俭自持、乐善好施，治家严谨、教子有方，始终以崇德勤学、笃行向善为家风准则。其膝下五子自幼恪守家风、潜心治学、寒窗苦读，不负父辈教诲与自身耕耘，先后悉数金榜题名、进士及第，在仕途与学识上皆有所成，成就了一门五子皆成才的千古佳话。

走进宝鸡青铜器博物院，观众的目光往往被商周青铜重器吸引，礼鼎的庄严、铭文的厚重，勾勒出周秦文明的恢弘壮阔，成为展厅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底色。相较于气势磅礴的高古青铜，馆藏的明代吉语铜镜并无凌厉纹饰、繁复雕工，静静陈列在“对镜贴花黄—古代铜镜与时尚生活展”展厅，于喧嚣展厅中默然伫立，常被游人匆匆略过。可正是这件朴素温润的明代“五子登科”福寿双全铜镜，褪去了庙堂器物的威严肃穆，承载着明代民间最真挚的生活愿景与崇文情怀，在数百年岁月沉淀中，成为连接古代民俗与当代人文的珍贵载体。每至盛夏高考落幕、学子圆梦求学路的时节，这面古镜所承载的千年文运祈愿，便跨越时空焕发新生，与当代青年的逐梦初心遥相呼应。

你知道吗？我国有195件（组）顶级国宝，永远不能出国展览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六章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：“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，禁止出境展览。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，由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。”

对于一个注重饮食的农耕文明国家，“酒”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未缺席。“无酒不成礼”“无酒不成席”，酒是筵席中必不可少的饮品，所以我们通常把“筵席”也叫酒席。酒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最早的酒是自然发酵的果酒，应该在人类还在采集渔猎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出现。在距今7000年前的宝鸡市关桃园、北首岭、福临堡等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中，发现了尖底瓶、小口陶罐等酿酒容器，还有款式多样的陶杯等饮酒器，证实了人类有意识的酿造酒是从我们迈入农耕文明大门开始的，至少距今9000-7000年左右，以谷物为原料的酒精饮料就已经出现了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酒与宝鸡先民的生活就分不开了。

西周建立后，以礼乐制度构建了社会等级秩序，青铜礼器成为了礼制具象化载体，具有较为严格的规范。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，是西周早期的核心统治区域，同时也是商周更迭之际青铜礼器铸造与流通的中心地带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。四耳乳钉直棱纹簋作为西周早期高等级墓葬出土、存世稀少的核心礼器，便是其中代表之一。 四耳乳钉直棱纹簋全国出土完整器物屈指可数。其中，宝鸡石鼓山出土的M4:208 四耳簋与纸坊头鱼国墓地ZFM1:9四耳簋，堪称“孪生青铜器”。二者严格遵循周初礼制规范与铸造体系，形制高度统一，整体器型、结构工艺一脉相承。但在纹饰细节、器物气韵、尺寸体量上形成鲜明分野。这种“大同小异”的特征，直观展现了西周早期宝鸡地区礼制一统、族群多元共生的青铜文明面貌。

1974年宝鸡（弓鱼）国墓地茹家庄二号墓出土了一件似羊非羊，似猪非猪，体态肥硕，长着一对蒲团圆耳，兽头微微昂起，双目炯炯有神的青铜尊。它的背上站着一只小老虎，四肢强健，似在缓步前行，旁若无人，俨然一副兽中之王的模样。开始，考古学家对它的定名一直把握不准，因为看它似羊，故起名“羊尊”。直到1993年春，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、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到宝鸡考察，经过仔细观察、反复琢磨，才把它正式定名为貘尊。